我是一个恢复高考制度后从缝里挣扎出来的人。
30多年前的1977年，我参加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，落榜了，这也是我预料中的事情。我当时不满20岁，是一个已经干了7年农活的又黑又瘦的农民，文化程度只读过农村大队的附设初中。
1977年，当我第一次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，心里砰然一动，觉得曾经是乌云压顶的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透着光亮的夹缝，用我们的话来说：“老天开眼了”，我从没有这样激动过。我对高考没有什么准备，因为我根本没有一个学习的环境和条件。我们家里穷，父亲是个医生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，最后在批斗会上被打死了。这是当年广西宾阳县疯狂的事情。那时候我还小，和母亲相依为命，过得很苦，而且被人欺凌。我没有受过很正规的中学教育，当时能进大队附设初中读书，全是靠母亲低声下气的去求当时的大队干部，同时让一些亲戚想方设法去疏通关系。老师对我都很好，甚至在我初中毕业时，学校领导和老师都有推荐选送我升高中的意思，可是，在推荐会上，因我不是“根正苗红”，所以被某个大队干部挡住了，他还说：“这个学生不能选送，即使他学习再好也不行。”我就这样没了读书的机会。由于我长得有点牛高马大，13岁那年，被生产队批准成了一个“半劳力”社员。在生产队劳动，同工不同酬，我一天的劳动报酬，只是一个成年劳动力得到的三分之二，而我做的并不比他们少。我一天挣8个工分，算起来值2毛4分钱。我没了学校，但我的学习兴趣并没有消失。我好好地把被抄家时剩下来的一些书籍整理好，一本本用牛皮纸包好封面。我当时的知识大部分就是靠偷偷着读诸如我国古代四大名著、李白、杜甫的诗集和现代的鲁迅、巴金、矛盾等，外国的普希金、高尔基、马克吐温、雨果、契科夫等作家这些所谓的“野书”得来的。那个年代，读这些“野书”，如果被大队干部发现了是要挨批的，弄不好会在群众大会上点你的名，说你专看封、资、修的东西。我们通常是暗地里联系几个喜欢读书的朋友兄弟，选在没有月光的晚上，到家里交换书看的。我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凡是书我都看，夜半孤灯，我没有目标，没有希望，剩下的只有对书本的兴趣。
恢复高考后，我虽然知道自己基础不好，但由于家里穷，没有条件参加补习，然而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在肃穆的考场，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了一份很有分量很让我激动的高考试卷。这一年，我落榜了，数学考了零分。结果虽然很惨，但我却看到了希望。
我很珍惜高考的机会，我很感激邓小平。我没有在第一次考试失败中萎靡不振，失败反而激起了我的斗志。我知道我缺乏数、理、化和语法知识基础，向母亲要了几块钱，到县城的书店里选了几本复习资料。说是复习，实际上我有很多的东西没有学过。数理化这些东西靠自学确实有点难。我把一些涉及到初中知识的部分认认真真地看了几遍，感觉还可以，但看到高中部分我就死火了，很无奈。我只好在别的科目上下功夫。白天要干活挣工分，晚上一盏小油灯亮到凌晨2点3点，我决心把失去的找回来。
1978年，我决心再上考场。当时在正式高考前有一次预考，我是上午在地里干活时接到通知的。通知要求下午2点半钟赶到乡里的中学参加预考。我当时是穿着一身沾着泥浆，打着补丁的破衣服赶到10多里外的乡中学参加预考的。走进考场时，在一转角处衣服被课桌角挂了一下，本来就很旧的衣服不堪一挂，被扯出了一个10公分左右长的破洞，声音有点刺耳。监考老师和其他看到的都笑了，我却很淡定。预考我没有被刷下来，不久便接到参加正式考试的通知。这一年我上榜了，但数学只考了4分。
当时高考录取的比例是百分之四，给我发录取通知书的虽不是什么名校，但我很满足，我觉得，这个学校已经是我的天堂。而且，在这里读书，每月还可以拿到15块钱的政府补贴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恩惠。当时的15块钱我是怎么花的呢？9块钱饭费，2块钱牙膏、肥皂费，剩下的3块钱是给新华书店的。每次我回家，老妈都从怀里把她那苦攒下来，带着体温的几块钱掏出来塞在我的手里，但每次我离开时都把钱留下了。
那个时候，我对于知识几乎是如饥似渴，就像一块干透的海绵丢进水里一样。我不知道那天是星期几，那天是节日，除了教室就是图书馆，没有谁逼着我，压着我去学，但我学得很用心，很努力，因为我是在在几乎看不到希望和出路的情况下，突然能够再到学校读书，所以我倍感珍惜，深感幸福，这也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。
毕业后，我成为一名人民教师。我不断地完善自己，不断进取，从小学教到中学，从中学教到大学，最后又转了行。由于平时关注社会研究，现在已被作为社会科学专家推荐，入选广西社会科学专家库。我始终认为，没有邓小平恢复高考，就没有教育的公平，就没有我们这一代人的今天。（海诚股份南宁公司 白清秋）